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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强校 助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  文/王卓君(苏州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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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即建党100年的时候,要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即建国100年的时候,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这是党的十八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的两张明确的路线图和两个明确的时间表。这个路线图和时间表既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也表达着当下中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和追求,更构筑起56个民族、13亿多中国人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诚如习近平同志所判断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接近目标,就越需要坚定的信念支撑。被誉为“社会的良心”、“社会进步的动力站”的大学如何把握历史大势,认清大学教育事业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基本功能和责任使命,以“文化强校”的大学发展理念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大学人都需要深度思考的焦点问题。

一、历史大势与大学的功能

大学既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文化育人和服务社会基本功能的实践形态和价值向度,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传统的,也是创新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学功能的实现程度和有效水准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关系或者政治权力关系而存在着的纯文化观念系统,而是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关系或者政治权力关系的结构化过程。因此,将大学功能放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大势中来思考,是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的。

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总体上与整个世界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具有高度重合性。以数百年来的几个“先发国家”为例,从中世纪赓续至今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培养出了但丁和哥白尼,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大批人才;英国12世纪创办的牛津大学、13世纪创办的剑桥大学,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第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的诞生以及产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人才基础;洪堡创办的柏林大学强调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将教学与科研统一起来,为19世纪后半期德国的国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制度创新保障;从殖民地时期就有反抗强权传统的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培养了美国多位总统和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说,时代的发展语境为大学教育事业的进步提供了可能和规定了方向,而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则为时代进步注入了强大动力和创新的文化命脉。

发端于风雨飘摇、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肩负起救亡图治、兴国安邦的历史使命。最早一批现代大学的起起落落与清末民初的国运和时局同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折射出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旧中国“大学教育不仅发展较缓,而且始终未能达到学术独立之水准。全国最高教育托命在留学制度上……”[1]国家兴则大学兴,与中国社会发展高度契合的当代中国大学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国家投入、资源配置,还是师资水平、研究成果,抑或是招生人数、校园规模,综合实力的提升使中国的大学在人类文明进步中获得了新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空间。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国家的兴旺和大学教育事业的繁荣,我们信心满怀,但是六十多年前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律”言犹在耳。1945年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访问,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当时,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而今,习近平同志的回答是:“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之路正处于“爬坡”的关键期。面对着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环境,我们必须坚持独立思想,坚持信念,坚持精神操守,充分发挥大学应该肩负起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文化育人和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用大学的正能量,打造民族复兴框架。

二、文化强校与民族的复兴

大学该如何打造民族复兴框架?什么是大学助推民族复兴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文化强校。这种“文化强校”,并不只是有形的校园文化环境,更多的还是一种培育心灵世界核心价值观的“大文化”理念。将“文化强校”上升到中华民族复兴战略的高度,大学在加强自身的大学文化建设的同时,应积极承担文化传承创新、文化辐射引领和文化服务支撑的重要使命,以助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文化地位和作用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清晰的过程。如今,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不是简单的纪念碑、人造的景点、历史的废墟,而是民族凝聚力之泉、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柔韧性和持久性,它像空气一样无时无处不在,能够以无形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有形的存在。大学聚集了大量科技、文化精英,通过知识研习、创造、分享,以及与社会的互动而对社会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大文化”不仅把大学里各种学科门类包含进来,更是要让我们从物质层次的文化、制度层次的文化,上升到观念层次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强校就是重视大学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生产,保证卓越的理念在高校不断涌现,进而向社会不断辐射“正能量”。 大学里的一切行为,几乎都是文化行为,大学的发展,都是文化的结晶。我们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就需办好大学教育事业。所以,以文化强校是大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1、“文化强校”意在令师生员工对伟大祖国和民族文化产生持续的认同共识。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这是我们的文化根基。然而,若没有人们有意识、自觉地体认,这种民族文化会成为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没有现实活力的东西。大学应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优势,通过深入研究挖掘使传统文化焕发出应有的光彩;大学应当利用各种渠道和平台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师生。对祖国和文化的认同绝不只是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而应该贯穿整个大学课程体系、科研体系和校园文化体系中。同样的,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培育形成的伟大精神,经历了时代的积淀与淬炼,对整个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是当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这些既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力量源泉。在高校师生中回顾与重温这些精神,既提示我们不能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理念,也告诫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要出发。

2、“文化强校”昭示我们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我们的国家也在向创新型国家迈进。服务的意识、创新的理念,都来自于学习。高校把自身文化建设好了,才能为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素质服务。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学习就是人们不断了解客观世界,改变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能够适应客观世界的过程,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学习是人终身的事情。高校给年轻人提供的群体学习的机会非常珍贵,群体学习的中心就是通过人们互相的交流,实现互相启发,这一点在创新上非常重要。从复杂性观点来看,创新不是个别人的聪明才智或者是灵机一动,而是组织里的成员,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通过交流碰撞而产生的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做法。时代的要求给高校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改革“老师满堂讲、学生拼命记、一支粉笔一堂课”的教学模式,怎么能够在高校里鼓励独立思考、培养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当我们把文化强校与教育强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宏观层面的创新型国家需要微观层面的学习型组织的再造。

3、“文化强校”旨在推动高校成为社会文化的“压舱石”。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人们更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给世界一个清晰的指认。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2]。我们有很多传统的文化成果,早已内化为国人的集体记忆,也就是大家说的“文脉”。如何通过一代代的传承,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宣传与弘扬,让这些集体记忆在下一代的心中生根并永远地延续下去,值得大学花大力气去研究和探索。当今大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象牙塔”,因为这割断了大学与社会的文化纽带。大学更应该成为社会文化的“压舱石”,为社会文化“兜住底线”。当社会发展出现某些文化需求却得不到满足时,文化结构的失衡时,很多人的眼光会自然而然地投向大学,希望大学能够给出一个解释或回应。大学应当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要提倡跨学科的研究和综合,推动不同学科的交流对话,巩固社会既有的积极道德观念,守护社会的精神文明,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的责任。

三、大学精神与文化强校的实践路径

大学精神是文化强校的立命之本,是助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内核。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双重价值向度的文化强校,作为大学精神的具体化的实践形式,既要拷问良知修养,又要仰仗制度保障。具体而言,文化强校需要坚持或选择以下实践路径。

1、营造书香校园,推崇敬畏学术的文化氛围。在学术研究方面,大学应着力营造一个先进的学术创新文化环境。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长期积累,通过感化、融化和同化发挥作用。梅贻琦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的论断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真正要做到绝非易事。大学校园的文化氛围突出表现为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文化之核心组成的大学精神,是大学在办学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办学理念和大学人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大学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是大学之魂,是大学生命力的源泉。大学精神反映了学校特有的价值取向,呈现了大学的品格,也是影响和指导大学人的基本信念、基本准则,它通过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人文素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而表征。在高校运行管理方面,高校也应该成为书香校园,敬畏学术的文化管理典范,为师生创造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微环境”。从管理思想史看,文化管理是人类在经历了经验管理和科学管理之后的第三种管理理念。一种好的学术文化氛围能滋润和渗透到所有成员的心灵,提升人的自律精神。文化管理实际上将文化作为管理手段,从外在形式上看,比如说高校拍一个形象宣传片、开通官方微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表扬先进等等,都可以算作文化管理,但是从核心来看,它依然诉诸于师生员工共同价值观的建立和延续。

2、陶铸高校师生人格,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传媒技术的发达,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以空前的速度进入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质疑甚至挑衅,面对多元“文化冲击”,有些年轻学子显得不知所措,甚至开始人云亦云。因此,如何借助文化的力量看清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正确对待东西方的“接轨”、“认可”、“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等问题,成为铸就和增强当今中国大学师生人格、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焦点问题。文化本身具有教育、启迪、陶冶、审美、愉悦等功能和作用,大学文化有着鲜明的创新性、先导性、独立性、开放性以及批判性。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要“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从学术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校园文化等多个角度探索和推动文化育人,使高校培养的人才拥有胸怀天下的正气、敢为人先的锐气、勇于担当的豪气。加强高校党建工作与文化育人工作的贴合度,形成有特色的高校党建路径。一方面,广大高校师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国情、民情,自觉接受主流文化的辐射与引导,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另一方面,高校要在文化育人中注重对师生人格的精神铸造,让学生在大学里打下一层厚厚的健康人生底色。在社会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背景下,大学文化强校的价值观不仅追求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还追求其对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性,追求大学发展的自主性。以“文化强校”的大学发展在本质上应该是自主的发展,而不只是被动的适应。

3、培育锐意进取、创新协作、崇尚成功、包容失败的科学精神。在“政产学研用”这个协同创新的链条中,“学”与“研”两个环节的任务主要落于大学主体。过去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重“道”而轻“术”,不太在意科学技术发展中政府的导向与市场的需求。这就要求更新大学的办学理念,既摒弃办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新理念,又在师生中提倡艰苦创业、自主创业、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勇创一流、追求卓越等进取精神,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驱动力。大家都知道瓦特与蒸汽机的故事。瓦特当年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一名教学实验仪器修理工,他在改进蒸汽机时应用了格拉斯哥大学布莱克在热学方面的理论成果,后来他又得到了实业家波尔顿的经费赞助。十几年间,瓦特经历了各种失败而波尔顿也一度濒临破产,最后他们终于在1782年制成了复动式蒸汽机,基本完成了现代蒸汽机的发明和改造,开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瓦特的成功不仅是物理课的趣闻,不仅是个人的奋斗,更是大学将技术、科学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经典案例,这样的理念也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高校包容了瓦特的失败,也孕育了他的成功。因此,文化强校的落脚点绝不仅仅是大学文化,而在于大学对国家贡献度的不断增长。

4、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学发展理念。当前大学教育面临的两大恶果:一是知识的实用化、功利化,一切与实用、功利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之门外;一是精神无操守,拒绝精神的追求和坚守,导致了大学的精神贫困。隐藏在知识实用化和精神无操守背后的则是“功成必在我”的狭隘领导观。文化强校是一项长期的工程,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学发展理念。大学发展水平是中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把中国梦变成现实,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继续埋头苦干、顽强拼搏。一个大学要实现文化强校的目标,其领导者在也必须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长期性,要做到“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大学是人类知识的生产者、继承者和传播者,也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根据地和制高点,更是整个社会良心、公平和正义的精神堡垒。在一个缺乏经典的年代,大学要创造充满书香的校园环境;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大学要坚持学术、人格与操守合一的人格精神;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大学要秉承“身教重于言教”的中国古训,力戒浮躁、虚荣、投机的不良习气,大兴诚信学术、诚信人格之大学风气。

[1] 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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